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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过敏后死亡鉴定听证代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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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李某某就诊于某某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某医院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环节的

  代   理   意   见

尊敬的各位司法鉴定专家

您们好!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接受刘某某等人的委托,指派律师户传朝、杨丹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其与某某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的诉讼活动。现法院已委托贵中心对此案中被告医院诊疗过程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过错同死亡之间的关系进行鉴定。我们衷心希望贵中心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作出科学、真实、公平的鉴定结论,以维护患者作为弱者方的合法权益。

对以上委托的相关鉴定事项我们发表如下有关的鉴定代理意见。

综合所有的病历材料,我们认为被告过错如下:

患者的死亡原因是被告未尽全面医疗义务,存在误诊、误治,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监护不当,治疗方案、治疗措施、急救措施延误、用药错误的多项严重过错并存未尽相应告知义务和侵犯了患方的治疗选择权。

医院也没有做好风险预案与评估工作;对于不应当出现的并发症处理没有做好防范和有效的处理;术后处理及护理不当;如果医院能够及早采取针对性、特异性、正确性的治疗措施,并尽到全面诊疗、护理义务,医疗措施如果得当,不出现重大失误,患者将不会出现迅速死亡的严重后果。正是医院的上述种种医疗过错行为直接导致了患者最终不幸死亡。且病历有不实和造假之处。医院的种种过错行为同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的因果关系。

如果医方能够及早进行针对性、特异性、正确性的治疗措施,并尽到全面治疗、护理义务,医疗措施如果得当,不出现重大失误,患者将不会出现死亡的严重后果,患者将会痊愈出院,正是医方一系列的过错导致患者死亡结果的发生。

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一、被告某某医院未尽全面医疗义务,存在误诊、误治,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监护不当,治疗方案、治疗措施、急救措施延误、用药错误的多项严重过错并存未尽相应告知义务和侵犯了患方的治疗选择权。

诊疗经过(同患者方陈述材料):

患者李某某,殁年73岁,2016年11月1日因间断性胸痛就诊于被告医院门诊,开具了药物,服药后患者症状无缓解,于2016年11月7日就诊于被告处,被告以“不稳定性心绞痛”收治患者入院。仅仅三天之后,患者于2016年11月10日在医院去世。

入院患者介绍病史时着重并反复强调这么多年一直在服用中药,对西药过敏,曾经吃阿司匹林治风湿时转氨酶高达500-600,辛伐他丁服用1/4片就会发热37度多。

虽反复强调,但被告毫无理会,仍给予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开瑞坦片、波立维片(氯吡格雷)、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可啶片(瑞舒伐他汀钙)等5种西药。完全不顾忌药物对患者的不良反应和将要必然引起的严重后果。

各药不但足量给付,有的还超量给付,如可啶片(瑞舒伐他汀钙)。护理等级为二级。8日,照单给药。入院检查时,患者体温36度。自7日中午口服西药后,当晚体温就升高到37度。8日体温持续上升,并出现了低烧、口干、心悸、胸背疼痛、乏力、头晕、胸闷、憋气要求吸氧等现象(住院前偶有轻微胸闷和背痛)。而杨医生看后却说:“正常反应,别紧张!”没有引起一丝丝的重视和注意。

9日,上午汪某某副主任医师与杨医生到病房查房。患者夫妇又强调对药物过敏的情况,医方不以为然,并忽视入院辅助检查数据异常情况,没有做出相应解释和处理。

11月9日患者反应出的诸多症状,较8日更加明显。体温达至37度5、6。向杨医生反映并提出能否再查,她还是那句话:“正常反应”,“别紧张!”还问:“是否感冒了?”就是不考虑“过敏”,并且不再给做任何检查!

11月9日晚9点24分,患者出现明显的服用西药后的“异常反应”和37度5的体温,最后一个被推进手术室。

大约20分钟左右,汪从手术室出来,在门外对家属说:“左边血管堵了50%,吃药可以;右边血管堵了80%,要做1至2个支架”,语气十分肯定!患者的“反应”等情况均未告知。至此,家属也只能听从汪的意见。

事后得知,在术中,明明看出患者心有不甘(在院协调办汪自诉),不与家属沟通;明明知道国家《药典》规定使用“造影剂”须做“过敏试验”,也不告知,竟直接使用!从“右桡动脉”送支架未成,不考虑“造影剂”(见说明)及所用“肝素”(有报道)等都能造成“血管痉挛”,竟归罪于患者“精神紧张”,也不与患方沟通再做决择,竟自行决定二次“局麻”,从“右股动脉”推进!明明记得患者对“硝酸甘油”、“安定”等过敏(事后,汪自诉),在二次放支架过程中,患者已出现“胸痛”等反应,医方还是还强行注射这些药物,强行送入,不顾忌患者是否耐受!术后,汪主任还自诩“手术很成功”!

9日晚10点52分,患者被推出手术室。患者病号裤和秋裤湿作一团,外面血迹斑斑,左上臂遗有比鸡蛋还大的一青紫肿块(直到在“院协调办”对质时汪、杨才说打了“安定”!直到死亡,这一“肿块”也没有消除),看去十分狼狈和可怜,入院以来,所见其他患者无一有此惨相!

因是“局麻”,患者清醒,问及情况,患者说:“在里很难受,还听汪直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患者还说:“好象还打了什么针!”

时隔不久,患者便开始反应:先是背痛、胸痛、胸闷、头痛、烦躁、浑身难受。继而反应越来越强烈:疼痛加重,憋气加重,恶心呕吐,仅擦大汗和因呕吐擦嘴就用去了一大包纸巾,反反复复,家属不得不多次敲开医生的门。自夜里0点40分,至凌晨4点半,先后4次给与口服和注射镇静、止痛等药,还用上了“吗啡”!一夜,满室患者均未得安眠。在凌晨4点多做完心电图询问结果时,杨医生还是满不在乎地说:“心肌缺血,你们以前不就是心肌缺血吗?”(院方《告知函》中却谎说:“术后未发现心肌缺血”)

 进入10日白天,患者已是有气无力,恶心、呕吐无物,口干要水,憋气要求加氧,腹胀难忍,大便不出、小便难排。因患者体力已实在不支,万般无奈,患者孩子给买了“尿不湿”。在上午9点半左右,患者二儿子把杨医生找来,患者丈夫反映情况,杨还说是“正常反应”,让患者丈夫“别激动”!随后还把患者二儿子叫到办公室大加训斥,并告知:“今天观察一下,只要血止住了,明天出院!”之后,直到下午2点多抢救,再也找不到杨医生!患者已到如此程度,医方不但不采取措施、提升护理等级、加强监护,反还催撵出院,冷漠及麻木不仁到何等程度!

从10日早晨4点半到下午临近抢救,长达又近10个小时,除又给一次所谓“保护胃黏膜”和“抗焦虑”的药外,连张心电图都没再做!从术后到抢救间隔15个小时,患者呼吸那么困难,医方连“呼吸频率”都不予监测,连一次“体温”都没量过,更不用说什么化验、影像学等实质性检查了!

临近中午,患者生命垂危,几次想排尿排不出,几次找汪、杨均不见踪影。患方除了着急,毫无办法!1点50分左右,患者排尿一次,也是术后15个小时唯一一次排尿。这时,患者已是濒临死亡,十分难受,大口呼吸,并用力喊着:“我不行啊,胸闷啊,给我氧啊!”感到一直挂着的氧气不够用,象喝水一样才好呢!患者丈夫又跑进医生办公室(对门便是),仅见最里面有一女医生,便喊:“我老伴不行了!”那位医生正常走进病房看了一眼,又返回去推来机器做心电图(事后见到心电图标注“异常心电图,负荷判断:不可以,极度心率过速… ”做完时间为1点59分23秒)。之后,该医生又拿来个“电子血压计”量血压,弄了半天也不好使,又折回办公室拿来个水银柱血压计,还是用手直拍,在我几次追问下她说“100、60”。之后见有护士测血糖,血糖异常!在这决定我老伴“生死存亡”之际,医生还是不紧不慢,不是立即施救,而是再次做心电图(心电图反映更加严重:“异常心电图,极度心率过速,ST—段异常… ” ),做完时间为2点15分48秒。之后,患者又经一阵折腾,大叫“我要吸氧啊!”便昏厥过去。再见血压,已是0。

大约又过7、8分钟,才陆续来人进行抢救。来人后,也不按抢救流程操作,只是一男医生实施胸部按压,也不做人工呼吸,过了很长时间才拿来“简易呼吸机”,乱作一团,并把家属赶出病房。从1点50分左右患者临危找到医生,到医方来人按压胸部开始实施抢救,足足有40 分钟!

下午2点39分,才采血化验(病历记载)。这也是患者自7日中午起用大量西药后,8日、9日术前两天异常反应,和术后长达15个多小时里唯一的一次实质性检查“抽血化验”。化验结果多在患者死亡后才出来。3点07分才有医嘱注射药物(从“病历”上得知)。3点半左右才见有“呼吸机”(此时患者已休克了一个多小时)。

3点15分,患者丈夫见到科主任郭某某主任医师。患者丈夫说:“我给你叩头了!请你用上最高手段,抢救我的老伴啊!”他说:“我与XX联系了,现在怀疑肺栓塞,还有心跳,我们积极抢救。”(之前为什么不监测、不会诊)患者丈夫提出使用“心脏起搏器”,他说:“没有用!”实际上对此多有报道,此法复苏心脏停搏成功者例证颇多! 不到4点06分,抢救草草提前收场,郭某某主任便告知家属“患者死亡”(音像为证:之后患者丈夫已与医方在办公室交涉),而病历记载4点17分死亡,心电图4点18分47秒做完!医方不肯再采取任何措施! 

在此诊疗过程中,医方出现多种过错,过错明显且严重:

1)医方违反临床用药原则,违规使用患者禁忌使用的药物;超标准、超剂量、超范围使用;违反药物操作流程,未实施过敏试验;导致使用多种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出现,患者的逐渐递进、加重、危象、死亡后果的出现同这些禁忌药物的使用息息相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些药物在该患者的使用上就是致命的毒药。

   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概括地讲就是安全、有效、经济、方便地使用药物, 首先在安全的前提下确保用药有效,其次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要经济和方便地使用药物。

具体到本例患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整个用药过程中,严重违背“用药安全原则”!所用“药品说明”大都标有:跟踪监测、过敏者和老年慎用、禁用,而医方却无一执行!

如术前用药,“瑞舒伐他汀”给药《说明》:“建议给予临床检测”;“波立维”给药《说明》:“用药前后及用药时应当检查监测白细胞血小板计数”;“拜阿司匹林肠溶片”给药《说明》:“对阿司匹林或…过敏”,“…导致哮喘的历史”禁用;“开瑞坦片”也明确标有“过敏体质者慎用”。医方还全然不顾“阿司匹林”、“波立维”“相互作用的潜在危险”同时给服!患者当晚体温就升至37度!患者事先还反复告知以前吃“辛伐他汀”和“阿司匹林”后的异常反应,医方就是置之不理,不予做任何检查,按其事先安排好的时间将患者推进术室,埋下患者死亡祸根。

术中,“造影剂”“优维显”的使用,不止是违背《药典》不给做“过敏试验”,其给药《说明》也明确指出:“应做过敏试验”,“严重反应,致命反应也有报告”;还明确标注:“建议检查后监测肾功能至少3天”!“肝素钠”给药《说明》明确强调:“用药期间应定时测定凝血时间”、“60岁以上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对该药较敏感,用药期间容易出血,应减量并加强用药随访”。“利多卡因”给药《说明》明确告知:“过敏者慎用”,大于“70岁患者减半”,超量可引起“心脏骤停”,有资料还说可导致“电-机械分离”。“硝酸甘油”给药《说明》还特别强调“过敏者禁用”等等。对此,医方均视而不见,根本不予理睬!事实上,患者术后反应出来的各种险象,与术中所用各药的副作用无不吻合!

术后用药,更是不查原因,只看表面,给服什么止痛、镇静、抗焦虑的药。对术前明确告知“过敏”的“安定”还反复使用。其结果,对一个“过敏体质”的患者术中用药造成的“危害”没有查明、没有解决,反而雪上加霜造成新的“危害”,又添“新症”!如“吗啡”,给药《说明》明确标注 :老人“慎用”;不良反应:“恶心、呕吐、呼吸抑制、嗜睡、眩晕、便秘、排尿困难、…等。”“未明确诊断的疼痛,尽可能不用本品,以免掩盖病情,贻误诊断”。再如抗焦虑的药“黛力新”,在《禁忌》中明确标注:“不推荐用于心律失常及冠状动脉缺血患者。”而医方偏予使用。术后所用各药《说明》,也多是一再强调“严密监测”。如“依诺肝素钠”明确标注:“注射本品时应严密监控”。“无论因何适应症使用或使用何种剂量,都应进行血小板计数监测”。卫生部《常用临床护理技术服务规范》“生命体征监测”一项,还特别强调“观察患者呼吸频率、节律、幅度和类型等情况”,“评估患者病情、呼吸状态、缺氧程度、鼻腔情况”。对于这些,医方一概不予执行!进入10日白天,患者有气无力,恶心、呕吐无物,口干要水,憋气要求加氧,腹胀难忍,大便不出、小便难排等诸多“新症”,与“术后”所用各药无不对号!

在抢救中,由于医方事先不跟踪、不监测、不会诊,心中无数,胡乱用药,与其说是“抢救”,不如说是雪上加霜!院方的《告知函》说:“患者是低血容量性休克死亡”。而医方给患者所用《盐酸多巴胺注射液》《说明》明确标注:“在滴注本品时须进行…心排血量…的监测”;“应用多巴胺治疗前必须先纠正低血容量”。《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给药《说明》:“抗过敏休克时,须补充血容量”;“…出血性休克…等患者禁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注射液” 给药《说明》:“作为对生命构成威胁的情况的辅助药物时:推荐剂量为15~30mg/kg体重,应至少30分钟作静脉注射”;而且还可引起“心脏停搏、支气管痉挛”。《尼克刹米注射液》给药《说明》:“药物过量”可至“呼吸麻痹而死亡”等等。这些规定,医方均未执行,视规定为儿戏!而医方在所谓《专家病历讨论》中又说,怀疑患者死于“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纯属胡乱臆测,患者的病情急剧恶化与使用多种禁忌使用的药物息息相关,脉络清晰可见,同药物不良反应的描述高度吻合。在抢救中,医方又胡乱用药,不是加速患者死亡又是什么!

总之,患者就是在医方全然不顾其“过敏体质”的事实,在入院时已经反复强调患者对药物的过敏史,使用药物出现不良反应后,又向医方多次强调,均未引起医方那么一丝丝重视,且使用的药物也都大部分明明白白标注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情况下禁忌使用。医方仍然无视原则性规定,视生命为儿戏,毫无顾忌的使用,导致患者出现不当药物使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步步走向死亡。

草率进行术前检查,轻率做出手术决定,不执行“安全给药原则”,不执行国家《药典》和用药《说明》等有关规定,胡乱用药,先后给付、注射20多种西药,使其有如一叶孤舟深陷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不予施救而沉没!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患方一直在告知医方“患者是过敏体质”,而医方却始终视患者术前、术后用药后出现的“异常”为“正常”,不跟踪、不监测、不会诊,不提升护理等级,致使药物负作用恶性循环,一步步将患者推向死亡,加之延时、消极抢救,手段不利,最终使患者没有死于原发病而死于药物的不良反应上,本来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临床诊断原则:鉴于药物反应范围广泛,表现复杂,目前仍以临床病史为主要依据。

临床诊疗原则是去除病因。停用一切可疑的致病药物是首先采取的措施,切忌在已经出现药物反应的先兆表现时继续用药。

正是医方没有遵守临床用药原则、规范,导致患者出现本来不应当出现的并发症;出现并发症后没有及时、有效、正确的处理,导致患者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悲剧。

 

2)违反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未履行相应告知义务。

11月9日上午术前检查,而在11月8日上午连各项化验还无结果时,在全家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杨医生就故意只把患者二儿子叫到办公室,签了一份既没有“患者”本人,也没有“检查医师”、“经治医师”签名的违规、无效《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书》,该知情同意书患者签名医生让患者儿子进行代签。该关键的知情同意授权委托书即缺乏关键的委托人签名,又没有医生的签字,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均不符合规范,违法、无效。且由于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因此所有的以后出现告知文书均违法、无效。即医方没有履行任何有效的告知,未履行相应合法有效的告知义务。

医方对于尸检也没有进行有效的书面告知。

根据一般患者家属的医学常识,对尸检完全不了解,更不要说尸检与死亡原因之间的关联及日后纠纷处理影响,而关于死因争议,是以是否知道真正死亡原因为前提的,对此以患者家属的医学常识更不可能了解。因此,医院应当向患者家属告知尸检,患者家属可以及时借助专业的尸检技术明确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看是否与院方记载的死亡原因一致,以便决定是否要采取维权措施。本案中,被告医院从未向患者家属书面告知尸检相关事项、风险,也从未要求其签署《尸体解剖告知书》,严重侵害了患者家属的知情权。 

目前施行的各项相关规章制度均要求尸检应当由医疗机构提出。

卫生部医政司关于推荐使用《医疗知情同意书》的函(卫医政疗便函〔2010〕42号,2010.3.4发布)称: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尊重患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同意权,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现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整理修订的《医疗知情同意书》公布在卫生部网站(www.moh.gov.cn)医政管理栏目下,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考使用。附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知情同意书汇编》的第一篇公共告知部分的第10项《尸体解剖告知书》中,详细记载了向患者家属询问是否进行尸检、尸检的注意事项、尸检机构以及拒绝或拖延尸检导致责任无法判断死因时自行承担责任等事项。

卫生部门主管机关向医疗机构推荐使用该知情同意书,说明尸检的问题对于尊重患者知情权、同意权、选择权,解决医疗纠纷有重大意义,医疗机构更应及时向患者一方提出。   

   被告有义务及时向原告书面告知尸检事项及风险,以便患者家属及时作出是否尸检的决定。

     3)医方病历记载有多处不实之处。对于封存以外的病历不能作为鉴定检材,如果因为病历完整性缺乏而引起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

“病历”多处记载不实!对患者所诉病史有遗漏;对入院患者用药后各段“异常反应”记录不全,轻描淡写,甚至颠倒黑白。如10日上午患者明明病危,却载“有所减轻”!“病历”还多处造假!如8日上午查房,本是杨医生一人,病历上却载:汪某某副主任医师查房;9日“术前检查”,本是汪某某副主任医师与杨医生二人,“病历”却说是“郭某某主任医师和汪某某副主任医师查看病人”如何如何,记载是虚假!用药记载虚假。有的竟是在患者死后发生!

悲剧发生后,下午4点06分(见录音),患者丈夫在医生办公室质问杨医生,为什么人已病危,还说是“正常反应”?她说:“汪教授让我这样给你们解释!”还说她是“外来学员”。术后反应至抢救,长达15个小时里,尽管是对门,而主治副主任医师汪某某从未肯临床看过患者一眼,竟然得出如此结论!患者死亡后,家属要求封存、并索取“病历”及有“关影视资料”,而得到的只是一份极不真实、多处造假,连“体温单”也未交付的“病历”!

该院“协调办”进行了两天多的所谓“协调”也是流于形式。家属几次索要“死亡报告”,11日上午还说“未写”,下午下班时才勉强拿出,死亡原因归结为“猝死”,日期却落患者死亡当天10日(明目张胆造假)。

在家属强烈要求“院方出具正式态度”后,于14日下午才出具了一页自称经院里专家讨论认定的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的“告知函”。死亡原因又定为:“低血容量性休克死亡”,告知家属。

对于封存病历以外的其他病历资料由于违法没见及时封存不能当做鉴定检材使用:

    各种病历文书的完成时限规定(均依照《病历书写基本规定》):

  门急诊病历: ()诊病历记录应当由接诊医师在患者就诊时及时完成;急诊病历书写就诊时间应当具体到分钟。

   入院记录: 入院记录、再次或多次入院记录应当于患者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应当于患者出院后24小时内完成,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应当于患者死亡后24小时内完成。

   病程记录:其中,首次病程记录应当在入院后8小时完成;主治医师首次查房记录应当在入院后48小时内完成;日常病程记录病危者随时记录,一天至少一次,病重者至少2天一次,稳定者至少3天一次;转科记录转科后24小时内完成;抢救记录随时完成,不能及时完成者,至少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完成,精确到分钟。常规会诊记录在会诊申请发出后48小时内完成,急会诊即刻完成。

   手术记录:术后24小时内完成。

   出院记录:出院后24小时内完成。

  死亡记录:死亡后24小时内完成。

  死亡病例讨论:死亡后一周内完成。

  医嘱、体温单、化验单、影像、护理记录、特殊检查等当然都是即时完成。

   从前述病历书写时限规定可以看出,除了死亡病例讨论外,其他所有病历至迟在患者出院或死亡后的24小时内均应完成。除有时限规定外,多数病历包括医嘱、体温单、护理记录、化验单、特殊检查属于即时完成。基本上客观病历部分,除极少数由于检查时限如病理检验外,都应当在出院之时完成。

    病历复制、封存的法律、法规

   与病历复制、封存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二是《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三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侵权责任法》第61条的规定较原则,第一款对复制内容作了列举性规定,一般认为这是指客观性病历,也有人认为这是等外列举,包括所有病历。第二款则规定了应患者要求复制的原则,但对复制时间没规定。不过根据应要求复制的常识性理解,此处对病历复制时间应无限制,也就是只要患者提出要求,医疗机构就应当随时复制已经完成的病历。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19条对病历复制的内容作了与《侵权责任法》第61条大致相同的规定,但列举细目更科学些,共包括14项,计体温单、医嘱单、住院志(入院记录)、手术同意书、麻醉同意书、麻醉记录、手术记录、病重(病危)患者护理记录、出院记录、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同意书、病理报告、检验报告等辅助检查报告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病历资料,而《侵权责任法》仅列举了8项。当然我在下文会说明,另外在前面也说过,这种列举其实没有法律意义。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21条对复制时间作了比《侵权责任法》更细致的规定: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病历尚未完成,申请人要求复制病历时,可以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复制,在医务人员按照规定完成病历后,再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复制。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第26条则对病历封存作了如下规定:封存后病历的原件可以继续记录和使用。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要求,病历尚未完成,需要封存病历时,可以对已完成病历先行封存,当医师按照规定完成病历后,再对新完成部分进行封存。”

因此对于封存以外的如体温单等病历资料,即使按照规定期限完成,但是没有再通知家属进行封存,依法不应当作为检材使用,如果因为病历的完整性缺乏,病历关键性实质性缺乏影响鉴定的,依法由医方承担不利后果。

4)使用医疗器械为不合格产品。

对于所植入的心脏支架,Endeavor Resolute型号3.0*3mm支架以及NC SPRINTER球囊SPRINTER LEGEND球囊、LAUNCHER均没有提供中文说明书,该进口医疗器械既无中文标识和使用说明书,又无《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和合格证明,违反我国《进口医疗器械检验监督管理办法》之规定,应为为不合格的医疗产品。

二、医方的严重医疗过错同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的因果关系。如果医方能够及早进行针对性、特异性、正确性的治疗措施,不多次使用患者禁忌使用的药物,并尽到全面治疗、护理义务,医疗措施如果得当,不出现重大失误,患者将不会出现死亡的严重后果,正是医方一系列的过错导致患者死亡结果的发生。

医方的护理严重失误、延误治疗、处理方案错误直接导致病情急剧恶化,出现危机病情忽视、疏忽大意;治疗方案、治疗措施、护理不当、用药错误、急救处理延误的多项严重过错导致患者的死亡。

如果医方能够及早进行针对性、特异性、正确性的治疗措施,并尽到全面治疗、护理义务,医疗措施如果得当,不出现重大失误,不在医院患者就不会死亡,悲剧就不会发生,患者的生命不但会延续且会痊愈出院。

 

正是医方一系列的过错导致患者小疾造成大患,本来不该发生的死亡结果却令人意外的的发生。

以上意见,请鉴定机构予以慎重考虑。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代理人:户传朝  杨丹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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